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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釋情勢變更的相關法律效果比較

導讀:
情勢變更的相關法律效果比較探析作者簡介:寧忠良(1986-),男,中糧食品營銷有限公司法律部職員,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碩士學院在職研究生。
  【摘要】情勢變更原則是應對合同賴以成立的環境或基礎發生的異動這一理由的一種原則。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對情勢變更原則的研究和司法實踐積累了一定的立法例,而我國有關情勢變更司法解釋的實施,在現實中不免要借助外國法上“情勢變更”這一“奎寧”才能完善。
  【關鍵詞】情勢變更;法律效果;比較;借鑒
  一、大陸法系國家的情勢變更理論及其法律效果
  (一)德國法相關理論與制度
  1.“經濟不能”理論中的法律效果
  德國最初借助的是體系內的概念來解決情勢變更案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將該類案件納入“給付不能”的框架內的“經濟不能”理論。《民法典》原第275條對于債務人債務免責所作的一般規定是法律不能與事實不能,而“經濟不能”理論就是將經濟不能與《民法典》原第275條同等處理。經濟情勢變更的相關法律效果比較由優秀論文網站http://www.yywcwv.icu提供,助您寫好論文.不能,指超出義務的困難,給付的實現本身雖屬可能,但給付的實現具有巨大困難。法院如果認可了當事人主張的“不能”,合同就自動解除,而事實上大量案件中任何一方當事人都不愿得出這一結果。
  2.奧特曼法律行為基礎喪失理論中的法律效果
  奧特曼認為,法律行為若因法律行為基礎缺失而無條件歸于無效,則矯枉過正了。同樣的,撤銷、不生效力、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來解決這種情勢變更理由也有其不可彌補的缺點。要找出一種比較公平又不損害交易秩序的策略,應該是賦予受到情勢變更不利影響的一方以消滅合同關系的可能。最通常的“消滅法律關系的可能”方式,在雙策略律行為,應為解除權,在單策略律行為,則為撤回,不過并不適用法律行為基礎僅部分缺失的情形。該效果應溯及自法律行為基礎缺失時,雙方互負回復原狀的義務,繼續的債務關系依法終止。
  (二)法國法相關理論與制度
  法國的“不可預見”理論肯定情勢變更之主張,合乎正義衡平的要求,符合誠實信用原則。反對者認為,如果根據正義等價值概念而承認有非不可抗力情形下的合同拘束力的例外,必定會危害交易安全。反對者認為合同關系作系統的變更并不是法官的任務,而是立法者的任務。對于“行政合同”,行政法院一般肯定不預見理論的適用。根據“不可預見”理論,情勢變更原則在行政合同領域得到承認。1916的波爾多煤氣案是典型案例。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該案中煤炭的漲價超出了可預見的最高限度,屬于當事人不可預料的事件,導致當事人利益重大不平衡,為使公共服務得以持續,煤氣開采特許公司有權根據情勢變更原則從有關部門獲得補償。法國地策略院常用情勢變更原則判決,法國最高法院在民事領域態度卻相當固執。1867年,法國最高法院在著名的卡波納運河事務案中明確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法庭絕不能為了調整私人合同并用新條款來取代合同當事人原先約定的條款而考慮時間和環境因素,即使因此做出的決定顯得多么公平。”
  二、英美法系的情勢變更類似制度及法律效果
  (一)英國法上的合同受挫理論
  著名的“加冕系列案”體現了英美的受挫理論擴展到非因特定物滅失而導致的履行不能,甚至商業目的落空。最經典的加冕案是Krell v.Henry案與Herne Bay Steamboat v.Hutton案。兩個案件判決結果卻截然相反,前一案件說明受挫理論并不僅限于物理上的履行不能,它也適用于目的無法實現,當事人不再付余款;后一案件中被告還能觀看海軍艦船,目的未完全落空,被告仍需支付租金。英國法認為僅是經濟上的損失或不利不能導致合同目的不達。在英國,合同受挫的直接法律后果是合同自受挫時自動終止。這有時會違背當事人在協商后維持合同效力的意愿,損失范圍擴大,因此終止合同這一單一效果常遭到學者的詬病。費用清結上,1902年“錢德勒訴韋伯斯特案”確立了已做出的給付不再返還的規則。根據這一規則,一方因信賴合同的付出得不到補償,有時會造成另一種不公平。1942年,該先例被推翻。第二年,議會通過了合同受挫法,費用清結理由終于得以妥善解決。
  (二)美國法上的合同受挫理論
  只要合同履行出現障礙闡釋情勢變更的相關法律效果比較這一情況不可歸咎于當事人,都可適用合同受挫理論。這種實用主義與德國的情形完全不一樣,沒有諸多清晰的法律概念。美國法上的合同受挫理論與英國的規定很相似,比較有特色的用語是“履行不現實”這一術語,甚至《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第十一章標題即為“履行不現實與目的落空”。它具體規定了履約不能、履約不現實,抑或目的落空等合同受挫情況下的處理。美國合同受挫的結果與英國相似,是合同自動終止,這與大陸法系強調維系合同存在而盡可能“調適”很不同。但現在兩大法系正在趨同,英美也不再如此一定要置受挫的合同于死地。終止后產生的費用清算理由等規定卻與英國不一致,英國由合同受挫法等專門法律予以調整,而美國由法官自由裁量,法院會判決基于信賴已部分履行了合同的當事人以信賴利益的賠償。
  三、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及比較法學視野下的借鑒
  梁慧星教授在中國率先發表關于合同法上的情勢變更理由的論文,之后學界不斷豐富發展關開情勢變更的理論。盡管司法實踐中不斷涉及情勢變更,但我國始終未明確規定情勢變更一般法律條款,但2009年發布了一條司法解釋條款來應對金融危機后的經濟目前狀況,同時對該條款進行了嚴格限定。頗具特色的通知是“如果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確需在個案中適用的,應當由高級人民法院審核。必要時應報請最高人民法院審核。”這在其它國家是很難看到的,比較適應中國的目前狀況對情勢變更應有的謹慎。依《解釋(二)》第26條,中國顯然于情勢變更原則的適用奉行當事人主義,先由當事人自行協商變更,不成時再請求法院變更或解除合同。我國現在對于情勢變更不再是取舍的理由,而是完善的理由。根據具體情況,合同可以由法院變更或解除,但應嚴格制約,這與大陸法系的做法相似。關于再交涉義務這一法律效果,我國并未規定。PICC(已被CISG取代)以及歐州領域的統一法PECL與DCFR卻規定了其交涉的行為義務,我國可以適當考慮相應做出規定,也許我國也可以用調解來解決這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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