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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析西漢兩次法律思想改變的原因

導讀:宮。它既講道德,又主刑名;既尚無為,又崇法治。黃老之學進一步發展是在西漢前期,但這一時期的黃老思想又具有新的特點,它強調清靜無為、與民休息、寬簡刑政、約法省禁、務德化民、恢弘禮義、順乎民欲、應乎時變等等,根據當時政治社會的需要,對先秦的黃老之學進行了改造,使黃老思想成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以儒、道、
摘 要:西漢法律思想的發展演變大體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自西漢初年到漢武帝親政之前的近70年間,黃老思想占據統治地位,輔之以儒、法,為政之道講求與民休息、務在寬厚、刑罰大省;第二階段,從漢武帝起,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強化****集權,法律指導思想轉變為以儒為主,禮法并用。此后這一法律思想得到沿用,并鞏固、深化。
  關鍵詞:黃老思想;新儒家思想
  1672-3309(2011)08-78-02
  
  一、漢初黃老思想的出現及理由分析
  黃老學派是先秦道家的一個派別。該學派形成于戰國時期,最初流行于齊國稷下學宮。它既講道德,又主刑名;既尚無為,又崇法治。黃老之學進一步發展是在西漢前期,但這一時期的黃老思想又具有新的特點,它強調清靜無為、與民休息、寬簡刑政、約法省禁、務德化民、恢弘禮義、順乎民欲、應乎時變等等,根據當時政治社會的需要,對先秦的黃老之學進行了改造,使黃老思想成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以儒、道、法三者相互滲透與結合的治國指導思想。可見,此時的黃老思想已非先秦時期的黃老學派,而是為了順應當時社會發展,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從秦朝的法家思想到西漢初年的黃老思想,這一法律指導思想的轉變,其主要理由是黃老思想自身所具有的3個方面的內涵順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所以被統治者所采用。下面我們從這3層內涵來剖析。
  (一)“無為而治”、“與民休息”
  秦始皇是在法家思想指導下取得了勝利,嘗到了法家學說的甜頭,因而在建立起統一的秦王朝之后繼續推行法家思想和政策,把法家思想發展到最高峰,但也走向了極端化。漢朝建立之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局勢十分嚴峻,“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發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1]“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苦于甚”,“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十二三”。[2]從中可見,西漢初年,統治者面對的是一個經濟凋敝、國庫空虛、流民四散、民不聊生的殘破局面。而此刻,強調“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黃老思想正適應了這種社會需要,不應再勞民傷財,“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上層統治者少一些干預,社會和百姓就可以休養生息。陸賈就是倡導這種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夫道莫大于無為,行莫大于謹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彈無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而天下治”;[3]“是以君子之治也,決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于巷,老幼不愁于庭,不言而信,不怒而威”。[4]
  (二)“約法省禁”,“去嚴除苛”
  “秦法繁于秋荼,而網密于凝脂”,人們動輒犯法,以致“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甚至出現“刑者相于半道,而死人日積于市”的狀況。秦朝繁密嚴酷的法網已使整個社會都喘不過氣來,漢朝建立之初,為得到百姓的擁護,鞏固剛剛建立的統治政權,亟需革除此嚴重弊病。黃老思想主張“設刑者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5]“法省而不煩”、“法寬刑緩”。[6]約法省刑,務在安民,使社會回復到正常秩序。
  (三)“文武并用”,“德刑相濟”
  《史記·陸賈傳》中記載了這么一段對話,“劉邦:‘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賈:‘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并施,長久之術也。……秦任刑罰不變,卒滅趙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且陸賈曾言“君主居高位應以仁義為策,以圣賢為杖,才能夠高而不墜,危而不仆”。[7]可見,雖然劉邦不重視儒家思想、蔑視儒生,但西漢上層如陸賈等黃老思想主張者也是重視儒家思想的。同時,漢初統治者并不否認和法律的重要性。蕭何在漢軍攻入秦朝宮殿的時候,“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8]漢初也制定了一些法律,漢高祖劉邦命令“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義”。[9]而此刻的黃老思想,在強調“無為而治”的基礎上,已經融入儒家與法家的思想,主張“文武并用,德行相濟”,因而得到了上層階級的青睞。
  二、西漢中期法律思想的轉變及其理由分析
  西漢經過近70年的休養生息,社會生產得到復蘇和發展,國力逐漸恢復,但長期無為而治的政策也導致許多社會理由的出現,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漢朝統治者面對著新的挑戰。同時,從主觀上來說,壯志雄心的漢武帝期待著一個“大一統”的****集權國家的出現,而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春秋》大一統”思想,正好滿足了武帝的野心。在客觀上,漢初黃老思想融入了儒、法思想,以及漢初儒生思想的積淀,為新儒學的產生、統治提供了過渡橋梁作用。
  (一)社會矛盾的激化
  社會矛盾的激化主要體現在****與諸侯王,****與強宗豪族、富商巨賈以及農民之間的矛盾激化。
  漢朝建立之初,繼續沿用秦朝的郡縣制,將全國分為45個郡。為了鞏固統治,劉邦又分封了一批異姓王,45個郡中有15個直轄****,其余的則分給諸侯王,形成漢初郡縣與封國并存的行政體制。之后劉邦開始排斥異姓,分封同姓為王。漢景帝時,吳王劉濞打著“清君側”的旗號,挑起“七國之亂”,圖謀奪取統治權。實行黃老的“無為”政治不但沒能使****和地方相安無事,反而束縛了****,成為地方割據勢力對抗****的思想武器。平定“七國之亂”后,諸侯勢力被削弱,諸侯勢力大而難以治理的局面大為緩和,****政權走向鞏固,但****與地方諸侯割據勢力的矛盾并未徹底解決,到漢武帝時,理由依然存在。
  西漢初年鹽鐵、鑄錢非國家經營,富商巨賈與諸侯王勾結,從中謀取暴利,經西漢兩次法律思想改變的原因論文資料由論文網http://www.yywcwv.icu提供,轉載請保留地址.濟實力大大提升,實力膨脹,驕奢淫逸,威脅到社會安定。“當時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10]稅收改為“十五而稅一”、“三十而稅一”,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負擔,但其實獲得好處最多的是擁有土地的貴族階層,他們不斷兼并土地,與農民的矛盾日深。
  黃老之學雖然強調天下歸一,但是它又主張“兼人之國,以封賢者”,主張封國為手段來達到統一,而且無為的政治思想無法抑制其發展。而新儒學強調“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諸侯’者,宜謹事其所候奉之天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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